周应培中国规模养猪企业的路在何方韶山

周应培：中国规模养猪企业的路在何方

中国规模养猪业从萌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余年。中国目前的规模养猪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第一代养猪人，依赖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行业红利，经过滚雪球的生长方式发展起来的。但是，目前中国养猪产业的现实环境，与规模养猪业发展的前二十年相比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养猪从业企业需要对于行业现状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道勤中国认为：

第一代养猪人为什么能做大?是因为过去30年是规模养猪企业发展的行业红利时期，养猪企业享受了四大行业红利：

第一，市场刚需红利。过去30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与消费能力的迅速提升，猪肉产能的增长速度滞后与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僧多肉少。

第二，生产成本红利。过去30年，尤其养猪业发展前20年，猪粮比一直处于高位水平，直到2010年前后，人工成本低廉。

第三，疫情简单红利。2006年以前，规模养猪业面临的一并相对比较简单且容易控制，较少造成毁灭性打击。

第四，环境污染红利。规模养猪业发展的前20年政府对于环境的关注度非常低，规模猪场在粪污治理、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非常小。

当下，这四大红利已经完全消失，规模养猪业进入了后红利时期：市场供大于求，僧少肉多;原料与人力成本高企;疫病复杂，防控成本高且难度大;环保投入成本相当高。

本身规模养猪业已经进入了后红利时期，然而有三大因素让行业更加雪上加霜：

第一，传统制造业领域发展遭遇寒流后，资本缺少归宿，各路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大鳄纷纷大举投入规模养殖业与种植业，给后红利时期的中国传统规模养殖业主以重创。

第二，猪肉进口开闸趋势愈来愈明朗，欧美养猪业发达国家养猪成本优势显着，进口猪肉将大大挤占国内猪企生存空间。

第三，猪肉作为中国老百姓菜篮子工程和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要指针，政府对于肉价总体方向是控制在中低位水平，不允许猪价暴涨。

基于以上因素，中国养猪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养猪业拼盈利能力，拼成本控制能力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养猪行业后红利时期，中国规模养猪业路在何方?

真正做强猪场，而非唯做大猪场!

目前中国大部分规模猪场做强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大群母猪繁殖力的制约!在中国，一头母猪的综合成本最低每年6000元，若PSY值为14，每头断奶仔猪成本为430元，若PSY值为20，每头断奶仔猪成本为300元，若PSY值为24，每头断奶仔猪成本为250元。因此，如果能解除母猪群繁殖力的制约，中国每头商品猪有望降低成本近200元。

要有效降低成本，需要先认识透彻利润损失的真正原因。

中国规模猪场母猪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少数处于繁殖崩溃状态，多数处于繁殖障碍状态。

基于中国大多养殖业主均由小家庭牧场发展起来，因而关注繁殖崩溃母猪多于关注大群繁殖障碍母猪，而实际中猪场损失更多来自于看起来正常却实际产能达不到盈利水准的大群繁殖障碍母猪。淘汰繁殖崩溃母猪群体，优化增值繁殖障碍母猪群体，是中国规模猪场做强必经之路。

造成母猪繁殖障碍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

外源性毒素：

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感染产生的毒素、摄入饲料中的霉菌毒素、滥用的抗生素、超量使用的重金属等等，都属于外源性毒素范畴。当毒素在母猪体内蓄积后，首当其冲的是对母猪繁殖系统造成危害，如：母猪不发情、屡配不孕、流产、难产、产弱仔、死胎。因此，解除大群母猪繁殖障碍，提升繁殖力，必须解除母猪体内蓄积的各种毒素，使母猪中毒指数处于最低位水平(广东省种猪测定中心樊福好博士)。

内源性因素：

规模猪场母猪限制饲养后，由自然生活环境改变为缺乏光照、缺乏泥土、缺乏运动、缺乏青绿饲料的纯人工环境，机体正常规律的激素水平失调、各种生理代谢机能下降，从而影响到繁殖力表现，造成内源性繁殖障碍，如：产子数少、生育迟缓、机能性流产、产弱仔、母猪使用年限降低。

(香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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